自己的文章
張愛玲
我雖然在寫小說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論。近來忽然覺得有些話要說，就寫在下面。
我以為文學理論是出在文學作品之后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恐怕還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覺，則從作品中汲取理論，而以之為作品的再生產的衡量，自然是有益處的。但在這樣衡量之際，須得記住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与理論乃如馬之兩摻，或前或后，互相推進。理論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
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斗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斗爭的。
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气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种安穩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
文學史上素朴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
斗爭是動人的，因為它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斗爭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諧，尋求著新的和諧。倘使為斗爭而斗爭，便缺少回味，寫了出來也不能成為好的作品。
我發覺許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死生契闊，与子成說；執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劇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种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于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昧，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种參差的對照。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１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与作風。因之柳原与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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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傾城之戀》和下文提到的《金鎖記》、《連環套》都是張愛玲所寫的小說。
极端病態与极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么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里，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种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种啟示。
我知道人們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都好。他們對于僅僅是啟示，似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我以為這樣寫是更真實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儿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隙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于是他對于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回憶与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和諧，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斗爭。
Michel angelo１的一個未完工的石像，題名“黎明”的，只是一個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卻正是大气磅礡的，象征一個將要到的新時代。倘若現在也有那樣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沒有，也不能有，因為人們還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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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Michelangelo，通譯米開朗基羅(1475—1564)，意大利文藝复興時期雕塑家、畫家、建筑師。
我寫作的題材便是這么一個時代，我以為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是比較适宜的。我用這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我存著這個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索朴，也更放您的。戰爭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于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恣瓷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對于自己是和諧。
我喜歡索朴，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机智与裝飾中去樹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于華靡。但我以為用《舊約》那樣單純的寫法是做不通的，托爾斯泰晚年就是被這個犧牲了。我也并不贊成難美派。但我以為難美源的缺點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沒有底子。溪澗之水的浪花是輕挑的，但倘是海水，則看來雖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飽蓄著洪濤大浪的气象的。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虛偽与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志返了。雖然如此，我還是保持我的作風，只是自己慚愧寫得不到家。而我也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習作者。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松，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
還有，因為我用的是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与惡，靈与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种古典的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但我以為，文學的主題論或者是可以改進一下。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后，原來的主題早巳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見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就說《戰爭与和平》吧，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歸結到當時流行的一种宗教團体的人生態度的，結果卻是故事自身的展開戰胜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罰。終于剩下來的主題只占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沒有新的主題去代替它。因此寫成之后，托爾斯秦自己還覺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較，《戰爭与和平》的主題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偉大的作品。至今我們讀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么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連環套》就是這樣子寫下來的，現在也還在繼續寫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題是真，但我希望這故事本身有人喜歡。我的本意很簡單：既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來描寫它。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系，有怕致負責，但求輕松一下的高等調情，有回复到動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還有便是餅居，餅居不像夫妻關系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營拼居生活的男人的社會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儉儉在過日子的。他們不敢太放肆，卻也不那么拘謹得無聊。他們需要活潑的，著實的男女關系，這正是和他們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潑而著實相适應的。他們需要有女人替他們照顧家庭，所以，他們對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態。《連環套》里的雅赫雅不過是個中等的綢緞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夠同他相安無事，不難一直相安下去，白頭倍老也無不可。他們同居生活的失敗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個男人竇堯勞是個規模較好的藥材店主，也還是沒有大資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過的小官吏，也不過僅僅沾著點官气而已。他們對霓喜并沒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間還是人与人的關系，有著某种真情，原是不足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總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們對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為倘使過于病態，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們也操作，也吃醋爭風打架，可以很野蠻，但不歇斯底里。她們只有一宗不足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這种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更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文人看看他們不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主題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動的是霓喜對于物質生活的單純的愛，而這物質生活卻需要隨時下死勁去抓住。她要男性的愛，同時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顧，每致人財兩空。結果她覺得什么都靠不住，還是投資在儿女身上，囤積了一點人力——最無人道的囤積。
霓喜并非沒有感情的，對于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但她并非完全沒有得到愛，不過只是摭食人家的殘羹冷灸，如杜甫詩里說：“殘羹与冷炙，到處潛酸辛。”但她究竟是個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淪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貪婪地嚼著大量的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依恃著她的体質，而豆餅里也多少有著滋養，但終于不免吃傷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至于《連環套》里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与外國人，語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１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气息，同屬遷就的借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過了時的辭匯來代表這雙重距离。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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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賽珍珠(1892-1973)，本名珀爾·西登斯特里克·布克，美國女作家，曾長期在中國生活，著有反映中國農民境遇的長篇小說《大地》，并因為這部作品而獲得193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收入《流言》，1944年12月中國科學公司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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