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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智若訥”
- 忍、默、平、直”四字。這四個字幾乎毫無色彩，但正說明士大夫時常所扮演的“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主阿！請幫助我靜默在祢面前 - 因為只有你是大直、大巧、大智，而我必須學會各樣謙卑在你面前，才能在祢的保守與行動當中得蒙你的同在與同行
- 也幫助我時時靜默在祢面前同天上聖母聖人天使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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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士大夫”胡錦濤 開啟中國權力制衡元年(組圖)
文章來源: 多維 於 2012-09-24 09:55:46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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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執政中國10年即將走進歷史，但至今他仍舊讓外界捉摸不透。胡的低調內斂，看似毫無色彩的性格，循規蹈矩的言行等都成為難以解讀他的障礙。他究竟是何種性情的領導人，究竟為中國帶來了什麼？這個十年前的“小媳婦”，十年後是否“熬成婆”？這些並不會隨著他此後的“隱居” 讓外界結束猜想。
在中國，以《人民日報》、新華社為首的黨政官媒，已經開始把諸如“黃金十年”、“多難興邦的十年”、“人字大寫的十年”的光環一個個地拋出來，十分隆重但又十分刻意地戴在胡錦濤的頭上。中共這種每一位領導者退位都要重複的“歌功頌德”，民眾已經厭煩，反而更會起到負面作用，讓這些“退休”的領導人難以獲得真正客觀公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評價。
多年來，胡錦濤在海外被描述為：在常委的集體領導中，虛與委蛇般身陷前任江澤民擺的“八卦陣”中；永遠是一副“木訥”的表情；處事手法實而不華、拙而不精。其實，只要願意靜下心來，不再高屋建瓴而是透過民間去細細品讀胡錦濤當政的這10年，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並不難發現。而他的所作所為亦很符合這一代有著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性格的特點，不搞小聰明、不事喧嘩、直身所系國與民也。稱胡錦濤“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智若訥”不為過。
放眼整個華夏民族歷史，胡錦濤應該是其中一名傑出的“士大夫”，是那些入仕的優秀文人精英的一員。長期以來，這個階層是維護中國傳統統治於不墜的堅定支柱，他們心懷天下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並沒有丟棄。解讀胡錦濤，如從他的士大夫身份著手，相信能窺究出在他性格之外為何選擇了這樣一種執政風格，又能相對清晰的辨明他對中國的功績與自身的局限。
其實，相較於毛澤東和鄧小平“槍桿子出政權”的革命色彩，江澤民的“紅色”後人自居，胡錦濤作為毫無背景一介茶商後嗣能登頂中國權力巔峰，已經顯示出他卓爾不凡的政治才幹。他雖然以士大夫的身份成功翻越“龍門”，但依附的仍然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棋盤中，依舊在豪門貴族集團和士大夫精英階層相互制衡，互相利用的權力博弈中艱難發揮自己的抱負。士大夫政治文化傳統中展現出“兩重性”的諸多特徵，又自然局限著他只能兢兢業業成為“休養生息”的守成者，而很難在“開拓振興”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
開啟中國當代士大夫政治元年
“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華夏自古以來的治世傳統，也是華夏民族賴以生存的基礎，它維繫著中國的政權統治與文化傳承。時至今日，從更寬廣的歷史來看，中國仍舊沿承著這種模式，只是過去的“君”已被一個專制的“黨”所替代，但“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雖然歷史的發展賦予了它不同的解釋，但其本質和內涵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士大夫是指在社會上具有名望、地位的知識份子之統稱，泛指那些入仕登朝的文化人。這是一個精英社會群體，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證。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文化和精神的載體。華夏民族至秦漢以後，逐步形成了“王士共治”的局面。尤其是漢高祖劉邦倡言“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後，其說多為漢、唐以來許多帝王所繼承。到了宋代，由於皇權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不僅重視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於放手讓士大夫參與政治，士大夫參政、議政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使“共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范仲俺、文天祥等的一大批出仕的士大夫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而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言辭，更成為“士大夫”思想的最好體現。
當被國人稱為“蠻夷”的西方列強洶洶東來之時，其“堅船利炮”打碎的不僅僅是天朝的壁壘，還有士大夫階層心底深處賴以維繫的理念。由此，轉變觀念認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遂成為士大夫階層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課題。隨著晚清世風、士風的衍變，理學和今文經學的崛起，士大夫階層擔當國運，挽衰世頹波於一振，由洋務、維新走向革命，最終自覺不自覺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識份子的轉化。那時候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亦都是具有相當理想與文化，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只是他們絕沒料到自己歸屬的“團隊”會最終開啟一個新中國；隨著革命的發展，他們逐步展現出了越來越大的魄力與影響力……稱他們是民國時期的士大夫也可謂恰如其分。但獲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徹底勝利後，他們則搖身一變，又成為了君王的代名詞。
從歷史維度上講，“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必然會形成華夏民族政治金字塔頂端的兩大集團：即對開國有不世之功的皇族與勳臣貴戚（所謂的“貴族”）集團；入仕的文人、知識份子主導形成的士大夫精英集團。宰相的出現，有致使王權和相權形成了一種制衡關係，成為了一種二元結構。在政治博弈中，這兩大集團是互相壓制，又互為補充與利用；他們的競爭時常是此消彼長，但又無法完全徹底壓垮對方。中共執政後的中國，“士大夫”這個稱謂一度銷聲匿跡，它被共產黨人視為封建殘餘而被丟進歷史，在反右運動中那些本有望承繼士大夫的知識份子又被徹底痛擊。但現實中，根本無法抹殺士大夫的存在土壤和他們的影響力。
改革開放後，士大夫們又開始嶄露頭角，胡耀邦和趙紫陽經過中國近代歷次革命與政治運動洗禮後開始步入政治前臺。他們兩位皆參與了中共建政前的“革命戰爭”，但並非屬於中共建國主要締造者的小圈子。他們以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民國時期匯入尋找救國救民與振興民族的洪流之中，隨後選擇了馬列主義思想參加到共產黨的隊伍裡，在中國改革開放年代中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後很快展露出他們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他們敢於挑戰開國元勳們，希望打破保守的專政勳戚集團獨大的局面，並借助共青團等平臺培養與提拔那些文化素質高的優秀知識份子，士大夫代表之一的總理溫家寶就曾多次撰文回憶在胡耀邦身邊的日子。此後，敢說敢做，奮不顧身的朱鎔基橫空出世，為無根無源的士大夫們打響了真正意義上的一槍。尤其是略顯木訥和沉穩的胡錦濤被鄧小平等開國元勳們認為是“政治”上忠誠，能顧全大局、工作能力亦相當強，此後指定其為隔代接班人。
雖然“中顧委”的那些元勳遺老們在不自覺中扶持了胡錦濤等在內的知識份子出仕入朝，但他們對自己的“太子”們依舊偏愛有加。在中共政壇一直流傳這麼一個公開的默契，即那些建國前後發展起來的核心元勳家族，可保有一名子弟至少官至部級以上。江澤民本為一介士徒，可他更願意把自己營造成一名紅色元勳後戚，更是不遺餘力地扶持紅色後人們。他的雙重身份被認為是“半君半士”的政治人物，很多傳言稱他是習近平成為中共新一屆領導人的背後操刀者。由此，隨著時代的發展，“豪門貴族”雖已不復存在，但代表者他的是一種“傳統”，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期間，這種“傳統”依舊與士大夫階層互相牽制。
士大夫精英群體的興起在政治統治上已經成為華夏民族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自戰國時期就開始出現“大夫”的官名，它的職責實際就是君主的顧問，明成祖朱棣更是創立專屬的“內閣”讓士大夫們在國之決策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今日的中國，歷經毛澤東、鄧小平兩朝開國元勳時代，又經歷了“半君半士”的江澤民時期，士大夫們在中國政壇上幾經沉落，終於在胡錦濤順利接班後，這一精英群體大踏步登上了當代中國政治的最前臺，胡的治世十年可謂真正開啟了中國士大夫的政治元年。
“兩重性”解讀胡錦濤士大夫情懷
胡錦濤在手握中國最高權柄伊始，包括很多平民百姓在內的眾多人士對他期望甚高。胡錦濤10年儲君練就了極強的隱忍，權力最高層觀察和學習10年，足以讓他厚積薄發。甚至有不少人認定他會為中國帶來一次“新革命”，徹底打破政壇傳統勳戚獨大的局面；也有持各類政治改革思維的人片面的認為他能夠大力推動中國的政改，讓政治更加開明、開發，展現出自己獨特的政治領袖風采。但胡錦濤十年任期屆滿，並沒有給那些一廂情願的人帶來更為激動人心的“革命”。
胡錦濤執政10年，一如既往的展現出“平淡無味”的執政性格，人們至今都看不透他，也猜不透他——是他的性格使然，還是明哲保身，抑或是看清了中國政治的現狀只能如此低調沉斂。其實，作為毫無背景而能達中國權力頂峰的胡錦濤，已經相當成功。如果從士大夫的角度去解讀，或許能理解他的執政風格，解讀出他的政治智慧。
有不少研究士大夫的史學家比較一致地認為，中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往往展現出“兩重性”的特徵，即政治抱負方面的“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處理政治關係方面的“道高於勢”與“曲學阿世”，政治形象的“伏膺儒教”與“外寬內忌”。士大夫的政治行為也存在“兩重性”特徵，他們是追求知識文化和精神理性的文人，有愛批判、喜議論的傾向，但同時又堅持緘默、中庸的處世為官之道，正所謂“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士大夫要謹言慎行，沉默是金，甚至要“予欲無言”。造成這種“兩重性”特徵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不僅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更有政治現實、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士大夫政治文化傳統中具有很多優秀思想成分，但是在專制帝制時代，士大夫只能依附于皇權的現實不僅難以發揮出優秀的思想成分，還要成為負面因素的粉飾品，這也是傳統文化為今天的人們所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歷史就有不少聞名於世的士大夫同時具有這兩種特徵，如曾國藩早年健談高調，“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但宦海沉浮後，他逐漸變得緘默、中庸和謙退。曾國藩甚至主張去除“長傲、多言”的習氣，認為“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再如東漢胡廣號稱“天下中庸”，對朝政中的爭論，他都左右逢源，從不發表過激的看法。唐代蘇味道更是公開宣稱：“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棱持兩端可也”。
士大夫們政治行為的“批判、高調”與“緘默、中庸”在胡錦濤這一代士大夫身上也不能免俗，一是文化傳統慣性與政治現實的使然，更是士大夫本身所具有的如此之多的矛盾和不和諧；特別是在遭遇政治環境複雜的現實中只能選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窮則獨善其身的保守策略（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曾多次提及上述三個連貫成語）。當瞭解到士大夫的這種通性再來解讀胡錦濤的執政特色或許就比較清晰了，正可以借用宋代黃庭堅在《贈送張叔和》一詩中，將從政處世之道總結為“忍、默、平、直”四字。這四個字幾乎毫無色彩，但正說明士大夫時常所扮演的“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胡錦濤的“忍、默、平、直”並不是說他平庸無為，更可能是他看清了政治的現實，以及士大夫的歷史兩重性，自我的局限性之後而選擇了這樣一種低調務實的政治保護色，在保護色下悄然展開了一場場看似“平民革命”的改革。胡錦濤借用科學發展對改革開放前20多年的諸多大政方略與產生的糟粕進行了力所能及的“修正”。他任內更關注農民問題，每年的1號檔都指向三農，更是在2006年起廢止了農業稅。此後的民生問題成為他施政的另一著力點，他更注重公平、公正，主張“以人為本”，不斷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採取重大舉措。這些帶有士大夫政治特色的“休養生息”政策，為不計成本只謀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緩衝。
胡錦濤任內的這些作為不可謂不重大，放眼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又有幾個國家能在短短10年間推行如此之多事關全民福祉的重大改革方略，這與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殫精竭慮推出醫療改革後仍處處受制肘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但胡錦濤的這些“政績”多是在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的“忍、默、平、直”之中進行，在默然地實現著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理想，他在中共建黨90周年中所講的“常懷憂黨之心,恪守興黨之責”更加印證了他的士大夫情懷。
但士大夫自相矛盾的特徵，也讓胡錦濤感在政治現實中不得不改變了自己的政治性格，或是掩飾了自己的真實性格，而他的很多言行也表現出令人費解的矛盾性。在政治改革上固步不前，在治黨與反腐中多聞雷聲，在貧富差距上難以遏制，在言論管控中不能收放自如、在群體性事件中鮮有作為……這些核心的弊端在胡任期內都難以真正觸及，似乎印證著士大夫缺乏一種政治家的魄力，這也是外界對所期望的胡錦濤產生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那些勳臣貴戚，士大夫的自身局限的確讓他們缺乏一種舍我其誰的氣魄。譬如薄熙來，他身上就透著一股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風出現在這些勳戚身上並不意外，畢竟天下是他們老子打下的，他們更有底氣去維護和改變“自己”的天下，即使失敗頂多是權爵被銷，富貴照享。即將接任中共掌門的習近平亦開始透著一股強勢甚至霸氣，他們沒有士大夫的那些後顧之憂，更有一種開拓振興的雄心，這與休養生息是截然相對的。或許在習近平任內，中國能看到更多激動的局面，他也更有機會去開創一個時代。
雖然作為士大夫的胡錦濤要再次把最高權柄交替給勳臣貴戚子弟，但他在十年任內的功績不能抹殺，他為中國下一個可能到來的時代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同時為士大夫更多參與到權力頂層政治開山劈石出一條成功的道路。現在的中國，士大夫精英群體已然興起，他們對權力的制衡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的高層政治很可能呈現出“你方唱罷我方來”的均衡格局。當歷史再次翻閱胡錦濤時，就會發現他今天的毫無色彩，其實就是最鮮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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